根据作者的观点，就个体而言，每一个个体都是理智地、有意识地参与社会生活。但是当个体成为群体的一部分进行活动时，比如政治集会、公开场合的游行等，我们就从有理性的个体变成了非理性群体的一部分，有时甚至会做出疯狂的举动。当然，作者特别指出了“群体”才是非理性、道德水平低下、具有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事物，这与“民众”的是不同的。作者在书中特别指出，这里的“群体”（mass）概念与“民众”（crowd）有不同的含义。民众是由平等的、无名的以及类似的个人组成的变化中的集合体，其中每个个体的思想和情感都会同步地表达出来，“民众们就像一堆码好的砖块”。而群体就是“一个群体或者一群民众就是摆脱了束缚的社会动物。道德的禁忌松弛了。”

本书中作者提到了另一位研究群体心理学的学者——勒邦。在勒邦所著的《乌合之众》中他也阐述了有关个体到群体的变化。勒邦认为，“群体”一词在某些既定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不同于个体简单聚集的新特点。首先，个人进入集体，就意味着个体的理性意识消失，他们变得“无意识”，这种个体“无意识”最终会造成“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勒邦写道的“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这与莫斯科维奇对于群体的论述有相似的地方，作者在《群氓的时代》中提出：“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

作者认为，“一个群体或者一群民众就是摆脱了束缚的社会动物。道德的禁忌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人们通常都在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情感，以及所有的英雄主义、野蛮残暴、稀奇古怪和自我牺牲。一个骚动的、情绪高昂的群体，这些就是人群的真正特点。它也是一股盲目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能够移山倒海，克服任何障碍，甚至摧毁人类几个世纪所积累的成就。

人们普遍认为，人群和群体的生活受到强烈感情和极端情感性活动的支配。单个的个人如果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就会发现自己的人格按着这种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群体，或者说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

群氓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份狂热。当个人被人群淹没后会产生某些严重后果：智力的平均化、创造力的停顿。也就是所谓的群体灵魂对个体灵魂的吞并。

在心理学立场上来看，群体是一个心理状态上的群体，这一群体，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一个心理群体呈现出来最突出的特点是：无论组成群体的个体是什么人，无论其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等是否相同，在他们组成一个群体时，他们会获得一种集体心理。他们的情感、思想和行为，与作为单独个体时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截然不同。

现代心理学认定的客观事实，即无意识心理活动在生活、理智思考中的作用都是压倒性的。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活动，只是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无意识因素从始至终支配着我们基本的性格特征，而它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这一心理深层结构包含着一个种族的先天特性，它由世世代代传承的诸多共同特征构成。我们大部分日常生活行为，其实都是深层心理动机的结果。这又是无法观察到的。

群体心理学坚持心理因素在集体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而涂尔干、马克思的主流理论被群体心理学家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忽略了情感的以及无意识的力量。

群体心理学关注群体心理和领袖的形成 ，因此群体心理学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

1. 个人是如何融入群体的？

2. 领袖又是如何控制群体的？

简单归纳之，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为领袖的权力是如何形成的。在本书中，作者提到了勒邦、塔德、弗洛伊德三位关于群体形成的过程以及领袖控制群体的方式，三者各有看法。

作者在书中提到，“暗示”和“影响”导致个体错把总体的一致性当成了每个人立志所确立的真理。“暗示”或者说是催眠由勒邦提出，在《乌合之众》中，他解释了个体融入群体背后的机制。

1.  单从数量上看，群体中个体能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这使他的本能无所顾忌地释放出来，而当他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时，他必须限制约束这些欲望。（群体无名无姓它不必去承担什么责任，结果是，驻留在个体心头的那种责任感消散一空。）

2. 感染现象在决定群体特性的同时，还决定着群体一般会接受什么。感染类似于一种催眠作用。所有的情感和行动在群体中都有感染性，它甚至可以把个体感染到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是一种放弃自我利益的特性，与人的本性是极为对立的。如果不是在群体中，一般不会发生。——这便是群体性感染。

3. 群体有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是感染造成的结果。个体则不那么轻易接受暗示。群体中，个体大脑活动被麻痹，催眠，经过不同的诱导，个人能被引入到一种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状态中，此时他会对使自己完全失去自我意识的暗示者言听计从，言行会与日常性格习惯完全不同。有意识的自我人格不见了，主观意志和分辨力不复存在，所有的情感思维都被支配着。在某种暗示的引导下，他必然会采取行动，因为此时的他已经难以抗拒一种冲动的力量。

勒邦看来，群体心理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群众是一种社会现象

2. 个体完全融合进群体是通过暗示来加以解释的

3. 催眠术是领袖作用于群众的行为模式
   

而领袖运用含义模糊的词语（如民主、社会主义等）暗示群众，并将之与祖国遗产或宗教遗产结合起来影响群众的情感和想象力，进而产生行动。

根据莫斯科维奇的观点，集体层次的暗示和影响如同个人层次的神经症。一方面假定抛弃或回避逻辑思维，偏爱非逻辑思维；另一方面是其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的分裂以及个人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离。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都失去了与现实和自信的联系。

这样的结果则是个人急切地屈服于群体或者领袖（很可能就是那个治疗专家）的权威，顺从地接受别人对他言行举止的指点。“暗示使人社会化，而神经症使人非社会化。现代社会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

不过，“暗示”作为一种影响群体形成和群体心理的方式，它本身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暗示”成为普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1.  资本和革命瓦解旧制度、传统的宗教（信仰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变。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由家庭和邻里组成的稳定世界变得支离破碎，城镇成为无数无名的个人聚集地，因此个人成为被分离的原子，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2. 工业化造成阶级分化（知识分子、官僚、资本家、无产者）和阶级对立（工人：罢工、政党、工会），使人具有服从性、机械性。
   

在这种思想中，产生的变化是民众化的结果，而民众化或曰大众化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大众社会。大众社会主要是一个民众社会，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朋友与邻居之间的联系具有不稳定性，基于这一认知的前提，群体心理学认为处于大众社会的个体，他们的情感、利益的实现都取决于大量其他的人，即群体中的人，因此他们被迫接受集体的模式并与之保持一致。在工业化和社会分工的巨大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被切断了。其形成过程如下：工业化及社会分工→人群的分解→原子层次的分解→产生非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疏远）→个体产生焦虑感、不确定性、没有目标→需要领袖的连接和提供信仰（权力连接群众与领袖）

和基于群体心理学的大众社会相反，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当时主要是阶级社会，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等人认为，阶级社会造成了人的无产阶级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因此人群并不会产生分解，相反阶级社会中的人群是有意识的，有一定目标的。在某种意义上，阶级社会中反而是“群体”支配着政治与经济，而不是被一切外在刺激因素摆布。结果是阶级反叛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而在大众社会中，民众化是指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混杂与融合以及由各种各样互不相同的部分组成的一个同质均一的混合物。形成大众社会背后的原因是隐藏在报刊电台等传媒手段的影响，引导着公共舆论并使它们标准化，把个人的思想变为民众的思想。产生的后果为：民众没有推理的能力，也没有维持生存和文化所必需的自我约束的天资，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时冲动的奴隶，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想要影响他们的人的影响。正如勒邦所说的，“民众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了个人的有意识活动，这是当今时代最根本的特征之一。”

在阅读到本书对于“群体”特征及其形成过程的部分时，我联想到了当今中国网络社会的种种乱象。因为我的专业是网络传播学，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些思考。

曼纽尔·卡斯特所著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提到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走向了信息社会，它正在塑造一种与过去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的人类社会文明。尽管信息社会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结构、新的传播工具和传播形式，但是“群体社会”的某些特征依然可见。

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尤其是全球信息网络出现以来，人们对此亦喜亦忧。喜的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提高了人类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提高了人类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忧的是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也会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冲击。卡斯特尔指出，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在以网络为基础而构成的网络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存在，资本进入了单纯循环的多维空间，劳动力则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差别极大的个体存在，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过程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看，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上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的现身和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它网络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网络社会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新型的网络社会。

这种正在发生的社会转轨过程很像17世纪到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断裂与重组，不过网络社会产生了新的结果。网络社会的结构不同于工业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认为，从现在开始的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接点通过网络联接成的网络社会。换句话说，网络社会的“结点”更多、更不可预测，“结点”与“结点”之间更易形成联系，因此形成的力量可能更大。更重要的是，网络世界虚拟化、匿名化、泛娱乐化的特点使群体时代具有更多的表现形式。

1.  网络暴力是当今“群体时代”中的典型现象之一。网络传播具有大众传播的一般特征和规律，但它毕竟突破了传统的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的传播形态，形成了融合新旧媒介的新型传播媒介。在网络中存在一对一的人际传播、一对多的群体传播也有多对多的传播。而且，网络中的个体具有虚拟性和匿名性使得个体更容易聚集。可以说，网络社会给个体赋予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力，形成了一种“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结果。尽管个体的权力在网络世界中被扩大了，但当许多个体以“群体”的面貌出现在网络中，则有可能产生网络暴力，这与莫斯科维奇、勒邦等人所指的“群体”有诸多相似性。网络暴力的主要表形式有两种：一是人肉搜索，二是言论暴力。在过去的一些年中，网络暴力经常见诸报端，比如“江歌案”中很多网民对江歌的室友刘某进行言语上的攻击，甚至人肉搜索，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造成“舆论干预司法”的恶果。这种集体对个人的语言暴力，最终追责起来非常困难。施暴者会认为，自己仅仅说了一句话，而且完全是出于好心，而对被侵犯的人来说，即便起诉，你也无法一一追责，被告的人数足以让你望而生畏。因此，网络暴力最终都会陷入一种“免责”状态，这对那些习惯于在网上攻击的人，简直是一种鼓励。网络化生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命题，如何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当然重要，但是如何尊重别人的隐私也同样重要。

2. “围观心态”：从线上到线下的群体冷暴力。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轻易地窥探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甚至其他人的生活情况。互联网带来了信息化社会，同时是我们的世界变得扁平化、同质化，泛娱乐化。当今的议程设置过程中，传统媒体的力量正在减弱，相反地，由网民自发设置的议程反作用于传统媒体，个人的话语正变得重要起来。在社会转型期的加持下，人们似乎对周遭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政治可以娱乐化、经济也可以娱乐化，甚至人们的关注点更多走向了明星八卦。笔者在写到这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则新闻：一位疑似受到班主任性侵的18岁少女在众目睽睽下通过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期间围观群众不断聚集，甚至有人打开手机直播叫好。且不论少女最终自杀与众人的冷血围观和戏谑态度有多少直接相关，“围观心态”作用于群体时显然使每个处于群体中的个体道德水平严重下降、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刻打开手机直播的行为就不是一名现代社会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从道德上讲，这显然是一次短暂的道德集体滑坡，从更深的角度来看，这反映了网络时代泛娱乐化倾向与“群体”行动结合起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可以这样说，现在的中文互联网充满了娱乐化、游戏化、低俗化的信息，从热门话题就可以看出，官员公款旅游、强奸嫖宿、日记艳照成为网民关注的话题。互联网是现实社会与公众心里的延伸、拓展、承载与反映，当今社会，不仅要关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群体无意识”现象，也需警惕网络中由“围观心态”引发的问题。

对于勒邦来说，统治群体的艺术便是引导他们想象的艺术，群体的时代便是想象的时代。此外，他进一步分析，群体质料是既冲动又保守的民众，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群体类比为女人；群体形式是既教条又空想的民众。他认为：

1.  信仰即形式，而将群体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的信仰必须是教条和空想的。

2. 领袖的产生：领袖起步于被领导者中的一员，他本人被某种思想所吸引，因此成为这种思想的倡导者。这种思想牢牢地支配者他，领袖是群体的缩影。
   

与之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观是：群体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基础上。勒邦阐述的群体心理学看重宗教对于民众的心理价值。虽然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信仰，但我们的文明中也可以有一种世俗宗教，它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由当代思想编织而成，没有任何精神的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地生产信仰无疑是一项发明，这使得群体心理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即某种意义上的“当代宗教”（成为一门应用科学）。而领袖正是通过组织信仰来施展自己的威力的。

另一位研究群体心理学的学者塔德指出，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在一个日益形成的大众社会里，舆论、公众和群体之间存在着某种。他认为：

1.  传播手段改变了群体的性质，改变了大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在同样的地点和时间，我们拥有的不是被吸引在一起的群体，而是分散的群体，是大众群体。或者说，组织把自然群体转化成人为群体。报纸、电视等新的媒体的诞生扩展了交流的外延，又把人为群体转换成“大众群体” ，“公众”成为了“群体”的替代品。

2. 大众媒体的不受任何空间的远距离影响，并使得领袖与群体的关系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即从领袖在现场施加巨大的影响，逐渐过渡到领袖不在现场施加影响，交流手段通过把威望和崇拜集中起来极大地增加了领袖的权力。哪怕是独处时，我们仍然是被领袖的超凡魅力所迷惑的“梦游者”，并时刻准备服从和模仿这些领袖。现实群体中由身体的接触、声音、目光的注视而产生的相互影响，在“公众”中却是以其他形式通过感情和思想的交流而产生的。同时，也造就了另一种领袖——新闻记者和时事评论员。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塔德关于领袖影响群体的论述对我来说更熟悉。这与传播学中的两级传播理论和“意见领袖”有些许共同之处。意见领袖是大众传播的连接点，往往具有权威性（信源可信度较高），还可以起到维护社群的作用。然而在网络时代，意见领袖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领袖有所不同。普通受众对意见领袖的追随往往是为了表明态度或作出决策，普通受众认为意见领袖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与帮助，比如微博中的大V和时下流行的“网红”等都可以划入意见领袖的范畴。不过读完本书，可以看出莫斯科维奇认为群体对领袖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但是在现在看来，人们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本质上是一种交往行为，人们并非具有同质性或共同的目标，而是带着自己的目的进入某个“社群”，共同目的仅仅是“趋同”而已，这是我读到这里时产生的思考。此外，拉扎斯菲尔德还提出，意见领袖与被影响着基本属于统一阶层、意见领袖只在某些特定领域具有权威性，似乎并不肯定意见领袖的强大作用。因此个人认为，如果放在网络时代，“领袖”似乎存在多种形式，而且不一定每一种形式的领袖都如本书所说会受到群体如同宗教般的狂热追求。

弗洛伊德则从纯粹精神分析的角度，对群体心理学做了自己的解释。弗洛伊德通过对具有和家庭相同特征的人为群体——教会和军队——的分析，建立了精神分析和群体心理学之间的类比。关于人为什么崇拜领袖，弗洛伊德提出了家庭罗曼史思想：

1. 人们由于厌恶真实世界的“父亲”而选择仰慕理想化的“父亲”，比如国王、著名艺术家、天才或著名科学家。这些都是具有保护力、能提供保护、帮助其逃避现实的人。他写道，“家庭情节是真实的家庭历史交织混合的产物。”即在每一个自然的、真实的家庭（厌恶的、不满的）旁边，都有一个更高级的、想象的家庭。

2. 伟人的精神特殊性:普通人遭遇两种家庭的冲突时，选择回到现实家庭；伟人遇到这种冲突，便立志要生活在虚幻中，实现他们的梦想。
   

这样的结果则是：虚拟人物的内在化。即民族英雄、天才得到更强的心理认同。比如，领袖（伟人）能够在一夜之间抛弃最亲密的朋友和家庭，而实现他们的统治和理想。虚拟的家庭从逃避社会的避难所成为行动的动力，创造现实的源泉，而家庭罗曼史则转变为一部历史的浪漫史。

他对领袖的超凡魅力的阐述让人印象深刻。他认为超凡魅力具有双重性，既有吸引力，又令人恐怖。它们一边保护人民，一边令他们害怕。他认为弑君行为谋害领袖是使自然群体变为人为群体的一个因素。超凡魅力意味着父亲死而复生，投世转胎在杀害他的一个凶手身上，但也意味着凶手本人就是英雄，因为他曾反对并征服这位暴君。因此，一个人身上会有两种人格特征，即神圣的父亲形象和个人英雄的儿子形象。领袖便具有那种超凡魅力，群众都认同他。他能激起人们对先父的敬仰之情，同时使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残暴行为十分害怕。他还进一步区分了摩西式领袖和图腾式领袖。

作为一名网络传播系的学生，对于“群体无意识”的概念并不陌生，每天互联网上都不断上演着网络暴力以及舆论的失控。读完本书，我更大的收获是作者莫斯科维奇梳理了勒邦、塔德、弗洛伊德关于群体心理学的论述，从历史的角度看领袖的形成和领袖是如何控制群体的——或许可以看做极权主义的源起。

在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中，我认为“群体”被赋予了更多含义，不仅仅是书中提到的“群体具有破坏性、不可预见性、某种程度上的保守性”或者把群体当做“乌合之众”。这种有些许贬义的笔调很容易让人过于关注领袖操纵群体的技术，从而忽略了“群氓”具有的能量，我认为这也是本书存在的问题。作者在书中的许多论证过程存在一定缺陷，论据的数量难以支撑书中的很多论点。比如作者以法国大革命作为论据，猜测领袖在大革命中的心理变化，这种大胆的揣测很难说就能证明他提出的论点。

不过，书中关于个体如何融入群体的论述很有意思，作者指出，个人在群体中首先感受到一股令他屈服的本能，这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而当他独自一人时，他不得不克制这些本能忍不住产生这样的考量：由于群体是匿名的，因而无需承担责任，于是，一直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消失的无影无踪。其次是存在于群体间的传染，想要理解这种传染又不得不与催眠术或者联系起来，后者是从技术角度说明群体之间的“感染”现象。最后是群体的暗示，一个人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沉浸在一个行动的群体中，他很快就会发现，要么是群体发挥的催眠影响，要么是源于我们一无所知的某个原因使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中，对自己的行为不再有意识。此时对他而言，就像被催眠者的情况一样，某种能力被毁掉的同时，另一种能力可能得到极大的提升。这种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一样，通过相互作用而使其力量大增。然而，群体中也存在一些人格力量强大到足以抵触这种暗示的人，但是人数极少，难以力挽狂澜。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从众心理”。前段时间网络中有一档综艺节目叫作《创造101》，里面有一位名叫王菊的人气选手因特立独行的风格、不做作的性格、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成为“网红”，受到大量年轻人的追捧，甚至形成了网络团体“菊家军”。当然，用莫斯科维奇等人的观点解释，这些在网络空间爆红又迅速消失的热点就是群体狂热的结果，可以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消耗了人们的注意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发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向往特立独行的态度，并不一定都是受到群体中集体目标的“指挥”。在当下语境中，每一个个体参与这种带有强烈时代特征的网络狂欢就是寻求颠覆传统板结价值观的可能，比如人们追捧王菊作为一个女生并不在意身材、肤色的观念，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主流审美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时代的群体参与有时候是在突破现有的桎梏，它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了更多想象力的空间，而非破坏性的结果。

王沪宁《政治的人生》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

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