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如何被商品化?

当前学术界往往把信息和文化商品化的起源定位在18世纪的英国。有两种较为广泛接受的例证：一是欧洲版权法的出现；二是霍尔提出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争鸣。席勒对于第一点例证的质疑，图书贸易中的资本积累在英国版权法获得通过的两个世纪之前就已经颇具规模。关于第二点，霍尔认为现代形式的媒体最初是与英国转变为农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一道出现的，但英国向农业资本主义的转变可以追溯到15世纪混乱的、模糊不清且相互交错的社会阶级关系之中。文化和信息的商品化是伴随英国农业内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早期兴旺而诞生的。

信息是一种资源，但是资源信息的价值不是来自于他作为有用资源的内在特质，作为资源的信息和作为商品的信息之间需要引入一条关键的分界线，历史上信息资源的生产和使用时，会发现他们经历了社会组织中一系列变化，就像其他被资本主义拥有被转变成商品的资源一样：所有商品日益通过工资劳动生产出来，源于市场也面向市场。信息的价值仅仅来自它向商品的转变——通过工资劳动和市场在历史上被不断运用于信息的生产和交换，在被商品化的过程中对其生产和交流所付出社会劳动的重新衡量，资本主义不断将新的民众纳入到工资关系之中，新的产品、服务和生产程序推动了资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部门进行自我扩张。

资本主义不断把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纳入到资本积累领地的扩展性秩序，资本主义的渗透一直是且仍然是一个动态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在此，席勒举了一个例子：

资本主义在近代迅速发展具有了新的需求，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永远需要新的市场、新的原料和生产过程、新的更为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或非熟练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没有同时涵盖所有社会劳动，资本主义早已抢占特殊的地点和空间将其商品化。而商品化的过程已经深入信息生产的新手段中，这些技术曾经为资本主义积累打下不可或缺的基础。

就信息而言，商品化涵盖了两类情况或两个方面：第一，信息是终端产品；第二，信息是生产的一个中间环节。由此可以看到，信息作为终端产品或生产中间环节被大量的商品化。在此之下，信息和文化产品最终走向了商品化的道路。

信息商品化的形式

信息商品化迅速发展，资本与目标受众或用户群体的社会经验相契合，文化商品的社会定位偶然会交织或逆向折射出不同阶层、性别和种族所共享的经验。

企业把信息当作一种资本从表面和深度上加以开发，这既是商品化日益扩大的表征，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商品化的过程并不只是在信息变成终端产品或者服务时就停止，信息也作为资本或中间产品而发挥作用。信息的投入在资本主义早期是由小型经营者进行的，现在则逐渐转向工资劳动和市场交换进行大规模生产，同时也将信息服务工作者从独立商人变成资本主义巨型企业雇员。

随着商品关系进入以往被忽视的生产领域，新形式的信息产业获得与其他我们更加熟悉的类型相等同的意义。如，生物技术是一种信息密集型技术，很容易就能契合与某种以信息为基础的、被重构的经济。向信息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不取决于或仅仅等同于出现一个以媒体为基础的生产部门，信息资本主义是与（至今尚无边界的）大范围信息的社会经济蜕变一道来临的。

信息化资本主义的企业首脑们对国家和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在推动信息商品化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国家资本主义介入则迅速推动了这一进程。美国政府把这些要求上升为国策推广到了国内外，政府的干预是有力且长期的：不仅在源源不断提供研发资金方面如此，而且在电信产业的自由化、公共信息的私有化、信息私有产权的合法化，以及为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而改变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等方面也有所表现。

美国在推动信息商品化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国家资本主义介入则迅速推动了这一进程。美国政府把这些要求上升为国策推广到了国内外，政府的干预是有力且长期的：不仅在源源不断提供研发资金方面如此，而且在电信产业的自由化、公共信息的私有化、信息私有产权的合法化，以及为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而改变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等方面也有所表现。

2000年左右，美国运营商电信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手到了地球南部国家的资本家手里（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等获取了跨国网络），意味着资本以外的社会运动也拥有了有选择性地利用过剩电信的能力。

席勒借用熊皮特“创造性破坏”的概念阐释了南部国家信息商品化的一种形式。产业变化的过程不断造成经济结构内部的变革，不断破坏旧的结构，而造出新的结构，说明国外直接将资本投向贫穷国家，推动其加入信息资本主义的市场之中。

丹·席勒（Dan Schiller）

席勒在书中运用一半以上的篇幅从美国电信产业、文化产业、广告业与移动产业四个方面阐述信息产业的历史进程，在其中可以发现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悖论出现：一方面是国家干预在信息文化传播加速商品化过程中起着关键而持续的作用；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自由市场”逻辑“自然扩展”回归的欢呼。信息化资本主义的矛盾也逐步体现出来，过度生产和消费者需求消减。这意味着信息扩张中也暗含危机，加速的商品化进程既不友好也不温和，世界政治经济从信息到电信等前沿领域再到制造业等传统领域都走向了多极化，资本国际化带来更多利润，但没有加固美国主导的地位，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动荡与矛盾。

国际信息秩序不平等加剧

在信息商品化加速阶段，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实现了新一轮地扩张。自由化的政策被受控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美国政府机构和世界银行之类的多边机构强加到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对于域名系统的制度权力控制了关键的功能，而其他国家实质上被排除在外，以至于“互联网的国际权限”并不是被国际社会而是美国牢牢把持住。带有强烈权威色彩的信息扩散激起了关于“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激烈论证。不结盟运动国家提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要求，并开始致力于纠正信息领域的主导结构和不平等的关系，但该运动在80年代中期失败，全球权力关系的转换和框架则有利于发达市场经济体的领导人进行不间断地反击。

 “全球化”为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过供应链的延长奠定了基础，同时庞大的洲际系统让跨国公司在寻找市场、自然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时可以更便捷深入新兴国家经济体中，技术创新与市场制度在资本推动下已成一种超出人们想象的非稳定力量，使得发展中或转型中的国家信息地位长期位于劣势。

全球经济的动荡与矛盾

信息资本转手到南部国家后，两股彼此对立的潮流加剧了这个动荡、矛盾的局面。一方面是中国、印度和墨西哥资本进入国际电信市场，短期会增加潜在战略对手的战略筹码，现有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强烈多极化趋势，导致强烈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分歧，随着外包工作总是被推向低工资的国家，因此必然会导致有关急剧变化的全球分工的政策冲突。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在电信行业中继续追求利益的广度和深度，从长远来看，因特网统辖权很有希望成为政策制定的关键，也会成为国际及资本之间冲突的关键领域。

数字鸿沟与数字贫困

企业源源不断地电信和通信技术投资引起了电信结构和电信政策的改变，新自由主义的传道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为工商企业投资打开了全球网络之门，全球电信投资近半数被“发展中和转型”国家吸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电信的供给经历了一轮扩张，因特网技术重新塑造了这场全球性的争夺，使之成为一种周而复始的投机现象——市场狂热的表现。但高科技股票投机在整个2000年趋于全面停止，专家讨论的话题从“长期繁荣”转到“泡沫破灭”。席勒将其与30年代和70年代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容量过剩。

容量过剩的程度在分布上的不均匀有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贫困”。同时，包括接入电脑和网络等硬件方面的社会不公平、收入不平等、计算机和操作能力的不均衡、对英文网站的依赖、在软件和服务方面的差距等，这种在制定信息资源生产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会权力差距是“数字鸿沟”所带来的深刻意义。

对民主和人权的侵蚀

美国进行的“媒体改革”使得公众表达的渠道受到经济集中化的排挤，甚至一度被压倒性的商业和政府宣传机器压制。政府和行业战略家在强化了自由化的进程中，从一开始就具有事实上的反民主倾向。行政、司法、电信管理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以加强这个被成为关键性基础设施领域的行政监管，这种合作行使了自上而下的控制，从而提高了“反恐战争”的协调能力，其中也蕴含了压制民主和侵犯人权的严重危机。另一个层面来看，自由化的网络设施在真正的紧急情况接连发生时表现拙劣。同时在移动产业商为了营销和调查对个人和物品所在位置进行追踪，使得移动连接与极权资本主义联系到了一起，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历史性张力处于向着对立面转换的危险之中。

公共利益边缘化、公共领域萎缩化

不仅如此，信息商品化的加速也使得公共利益边缘化、衰弱化，社会优先性在信息商品化的进程中被忽视。席勒猛烈抨击了在貌似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产业融合“实际上总是以为维护了某种特殊利益即商业利益而进行的不断的政治干预为前提……把公共利益与市场效率等同起来，事实上损害了前者”。自由化主要是作为私人积累策略，而非作为公共服务的原则而产生。文化产业的融合则将维护商业利益作为前提，公共服务的原则让位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于是，信息文化产业集中趋势连同隐蔽的广告赞助体系，以及移动通讯技术为市场的扩张提供了新的专制力量。事实上，任何文化时间领域都可以做出调整，以适应出资人的要求，社会优先性在信息化资本主义中被遗忘和忽视。

信息资本主义对非专有信息进行霸占式积累，日益把工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尤其是放在社会福利计划之前信息的私有产权带来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更多的追求自由的信息流通和非专有的媒体系统，反对将非专有信息不断据为己有。

中国融入跨国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之中，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渐渐展露。席勒认为引发高科技金融泡沫，全球通信和信息工业作为一种经济转型的动力，还在持续发挥作用；第二，由于现代生产关系的引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庞大经济体，因而信息全球化和中国成为了信息时代的两个增长极。

首先是电信网络作为一种关键的协调机制，起着协调分散的企业生产和分配链条的作用，还构成了公司加速跨国化的基础设施。

其次，中国在融入跨国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的结构性转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逐步显现出来：一是中国确保国内资本优势的多少有违规定的企图，因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巨大廉价劳动力市场和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中国代理商代理；二是有选择性地培养单个国内企业变成高效益的跨国企业。

与此同时，中国也尝试着与超国界市场体系的结构逻辑接轨，需要中国决策者接受民族经济的观念，要求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需要让位于跨国范围内的资本积累需要；第二，中国领导人认可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但横在为跨国资本——无论是来源与中国还是国外的——打造高科技信息基础道路上的阻力依然巨大，如高影响因子论文数过低，世界贸易中的赤字状态。

尽管阻力巨大，中国的变化也十分明显，中国吸引外国的跨国公司把办公信息服务搬到中国，同时，努力控制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便建立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在全球信息产业中获得一席之地。

那在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应该区域化还是全球一体化呢？国外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奇迹地贡献是多方面的，全球化方面，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承诺是与少数几个特定的中国公司发展成跨国公司绑在一起，将国有企业变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资本单元；在区域一体化方面，中国正在加强与日本资本和东亚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相互联系。

但是中国在融入跨国资本体系过程并不顺利，其一是中国与跨国资本存在不明朗的联系，中国科技进出口商品都由外国公司控制；其二，是美国在东亚的政策会阻止日本与中国走到一起。因而席勒认为不断变动的经济关系也不可能产生一种单一地区的景观。

那中国能否为全球过度生产危机提供安全机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席勒认为中国的崛起与更大的结构性问题密切交织。中国在融入跨国资本主义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十分显著，受到信息全球化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竞争加剧，现存的生产能力过剩必定会继续增加；同时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快速引入加大了地区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带来社会服务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以及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还不太协调统一，中国会面对社会失序和不满。

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信息拜物教》中描述了信息商品化的历史脉络，以及信息商品化的内在驱动力。与此同时，他深刻地批判了信息化资本主义中财富与资源的不平等，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的侵蚀以及破坏民主精神。在书中的最后一章，席勒着重关注中国问题，并且远见性地、跳脱出假定全球霸权的零和游戏，提出中美之间的摩擦有可能再次引发经济危机，但是这确能推动自身以往的发展动力。总而言之，席勒的批判性思维贯穿本书始终，尽管此书出版年份较早，却能够洞见未来发展的态势，也让人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保留一份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