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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届优秀实习生吕昀蔓实习报告

那四个月所遇所感如此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是因为7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永不抵达的列车》。

“23日晚上,22时左右,朱平家的电话铃声曾经响起。朱妈妈连忙从厨房跑去接电话,来电显示是朱平的手机。“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

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似乎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那是在那辆永不能抵达的列车上,重伤的朱平用尽力气留给等待她的母亲的最后一点讯息。“——《永不抵达的列车》(《中国青年报》2011.7.27)

7.23列车事故时候,中青的这篇文章以一种细腻而舒缓的方式刺入人们心中,刺到最深处、最痛处。

这就是中青报,这正是它应有的风采和力量。虽然庄重严肃,却从不吝啬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表达,每每总是从细微和平常之处发掘真相、扶持正义。

读完这篇文章,和中青在一起的日子,也变得开始历历在目、越发清晰起来。

因为高中时期对它的偏爱,在实习志愿表上,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它的名字。

报社和我想象中不大一样,我以为记者是年轻人的事业,报社中应当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激扬文字、慷慨而谈,甚至还有点愤世嫉俗。然而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安静,说冷清也毫不为过。从二楼到四楼的记者办公室里,三三两两的人,静静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后来才知道记者平常是不坐班的,不是在外面跑,就是在家中写稿。而正是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中,我开始慢慢了解到一个在课堂上无法触碰到的最真实的新闻世界。

 

●     新闻不是“帮帮看”

很幸运,我被分到了中青法治与社会版面,这个版面,注定不会宁静。

法治版的实习生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接待上访者和接听热线电话,从上访者口中找到值得成稿的新闻线索。于是,每天我都有在与弱势群体打交道;于是,我听到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故事。让刚刚从校园的象牙塔里出来的我,感受到外面的世界的辛酸无助。

年轻的农村小伙儿和他年迈的父亲被同村人用土枪打伤致残,因为最初的重伤证明被改成轻伤而无法申请立案。他们俩父子拄着拐杖来报社,但是证据不足,没有重伤证明,我们帮不了他们;

监狱里的亲人“触电死”,还没有看到尸体监狱就给火化了,只去捧回一个骨灰盒,但是这件事已经过了十年了,时隔境迁,证据不足,想要个说法也难;

因为强拆去上访的青年被抓去劳教两年,抓去后又不给探望,青年和家中没了联系。他的母亲哭着打来电话,求求我们帮帮她,但是上访被非法劳教的人太多了,新闻价值已经不剩多少;

五六个村民来报社揭发村支书卖了他们的地,他们很气愤、很无奈,他们蹲着和我诉苦,用无助的眼神期待着我能够帮他们。可是这样霸道蛮横的村支书恐怕不在少数,他们的材料又太单一了,只有照片,没有任何公示和合同,成不了新闻;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孕妇被认定成揭发领导腐败的检举人,揭发又以诽谤定罪,拘留、盘问、恐吓……因受惊吓胎儿在腹中死亡,孕妇自杀未遂。后来几万块让案子不了了之,但孩子再也回不来;

开始的时候,我带着那一份份求助和希望将线索一个一个报告给老师,老师否定了其中的新闻价值,原因大多都是因为此类事件发生得太多,缺失了新鲜性和显著性,比如强拆、劳教、黑监狱……除非他们的事情有所特殊和重要性。这个时候我总会心有不甘地补上一句,“他们很惨啊”。老师说,不是惨就能报。

接待的上访者越来越多,我也渐渐明白了。确实,不是惨就可以报,新闻价值毕竟不是以“惨”来评定的。悲惨之事数不清,可怜之人帮不完,甚至,在一遍遍报道哪儿又强拆了,谁又成了惨烈的钉子户,大众反而变得麻木,悲剧反而被视为常态。

带我的王老师常常反问我的那句话:“报道了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为读者单一呈现简单的事件,像计算器一样列出一个又一个相同的悲剧,而是应该找出最能反映问题和矛盾的事件,做出细致的采访和深入的分析,力争一篇文章能解决一点问题。

不报道,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惨,惨得不够彻底,而是因为他们虽然很惨,但是他们的证据不足、反映面不充分,他们的遭遇被报道对推动法治进程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作用太小太小。时间、空间、版面和政策的限制,让我们只能有所筛选,找到最能戳中矛盾中心的事件去报道,用以推动法制的完善,从而减少悲剧的发生。 

 

二,“被拒绝”和“有耐心”的博弈

新闻就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和人打交道难免被拒绝,可是采访任务没完成,被拒绝多少次也要硬着头皮继续。

曾经为了各地公布一把手电话,我要打电话看看那些被公布的一把手领导手机号码是否打得通,一整天的时间,我就和电话为伴了。

副主编跟我说要多打几个地方、多打一些领导的电话,问问一把手号码公开后的效果如何。于是,光是在各地政府的网上查公开的电话就耗时不少。我列出了五个地方,每个地方二十个领导电话,一共是100个电话。一一打过去,并记下哪些号码拨通、哪些号码是空号、哪些无人接听、哪些被中途挂断……

虽然准备工作做得不错,但是打电话的过程却并不顺利。一般一个地方的领导电话最多只有半数能够打通,打通之后因为开会、出差等没时间接受采访的又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一听我是记者就挂断的,我只好本着能顺利采访一个算一个的原则,

一天下来,100个电话打完了,我甚至有了电话恐惧症。不过一天的耐心是有所回报的,之后成稿的《公布一把手电话,是不是个好制度》成为我实习以来字数最多的一片稿子,占了半个版面。

同样,在做政府预算公开这则新闻的时候,遇到的阻力更大。在采访南阳市物价局、药监局、卧龙区财政局等关于他们公布的12套2010年预算报表的时候,我终于明白的“滚皮球”的威力。给这个部门打电话,或者说要找另外的部门,或者说当时管事的人已经调走,或者直接说不了解。

费了大半天功夫,却没采访出个什么结果,我只好去请教老师。王老师出了主意,先要认真分析已经拿到的财政报表,分析出结果,有了证据再有目的的去问当时做报表的人,为什么表上有些条目没有数据、为什么报表如此简单粗糙、当时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果然效果不同,终于有统计局的工作人员做出了回答。

这几次或柳暗花明或不尽人意的经历告诉我,碰壁是在所难免的,被拒绝是常态,一篇报道成功与否,与记者的耐心基本成正比。

 

三,无助的孩子,心中的遗憾

实习期间,所发过的大大小小的报道里,竟然还是不能挑出一篇最满意的作品出来,很是遗憾。因为我最看好和期待的那篇新闻没能最终发出来,成为了最大的遗憾。

这正是8月份所热议的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拆除的事情。据京华时报消息,近日,大兴在旧宫火灾后将实施更为严厉的措施,拟取缔数百家黑园31家打工子弟幼儿园收到关停通知,要求在91日之前关停,否则将面临强制执行。

我走进的大兴区育红学校,在当地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条件算得上很好了。两排的双层教学楼,32个教室,较宽敞的操场,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每个教室都按规定标准为54平方米,而且每个教室中有两台空调和一台饮水机。

虽然没有铺上地面砖,粉刷得也不够精细,但是教室干净整洁,黑板上有彩色的板报,教室的小喇叭也会定时播报。简单却不简陋的这里就是800多个学生获得知识的殿堂。

而一学期700块的学费,对于这些打工家庭来说,相比单单进公立学校就要收的3万块的赞助费,已经很合理了。

张鹿洲今年14岁,是大兴区西红门镇育红学校六年级的学生,老家在河北,从小父母离异,后跟随打工的父亲来到北京这座大都市。可现在爸爸又去了外地打工,他独自一人被留在了北京,留在了育红这所打工子弟学校。

校长说,鹿洲的爸爸每三四个月会固定寄过来40块钱,这些钱就成为了鹿洲的学费、生活费。“学校基本是免费收留他,让他和单身教师一起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李校长说。而像这样被减免费用,基本免费的学生占到了学校人数的25%左右。

高迪上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老家河南,爸爸妈妈来北京种地,一家人常年住在菜地边搭建的棚子里,学校就在离菜地几十米的地方,伙伴们的家都在菜地边上,他们住在一起、学在一起。现在学校要拆了,她不知道以后该去哪儿上学,她也不想回老家上学,因为她从出生到现在还从未回过那个所谓的老家。

    可是大兴区的4所学校一旦拆除,三千多名学生的去向便成了一个问题。当记者问到“以后去哪儿上学”这个问题,只听到家长和学生回答的那一句句“不知道”、“没办法”。

当时时间紧迫,政府下令6月25号校舍就必须搬走,我们接到线索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0号了,我们几个记者和田律师为了这个事情天天担心着,关心着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情况。

事情在媒体的介入之下有所好转,直到6月底也没敢真的去铲平学校,一直拖着打持久战,不拆可也不准再办。可实习的时间到了,直到我离开报社的那一天也没能等到一个具体结果,非常遗憾。

好在后来有那么多媒体关注了,哭泣的孩子们有了一点希望,看报道说北京市海淀、朝阳、大兴三区24所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1.4万名分流学生中,绝大部分已进入公办校或民办校,我心里才踏实了。总算孩子们有了归宿,北京没有无情地驱赶他们。

 

四,从学新闻到做新闻

习惯了美丽幽静的武大校园,习惯了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习惯了在课堂上边听老师讲述专业知识,也习惯了对未来的记者生涯的憧憬与盼望。

然而,当这种憧憬变成了现实,我真的走进了报社,我的文章真的可以上报,我的名字真的可以白纸黑字地写在长久以来喜欢和敬佩的报纸上,我感到了压力,来自现实的压力。

第一篇稿子是写一篇会议新闻,当时我去了一个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研讨会,会后王老师让我先独立写稿,再交给她修改。

可是我以为会议新闻就是记录一下会议程序,由谁发言,讲了什么,就像记流水账一样。果然,老师不满意。她给了一篇她曾经写的会议新闻,大大改变了我对会议新闻的看法。

从一个女孩的故事,触发一个思考,于是引出原文。文章开头有鲜活的人物、有人物语言、有冲突和矛盾,然后牵出一个矛盾中心,而要写的会议正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像依样画葫芦似的,我也这样尝试着做。于是有了我上报的第一篇文章——《集体土地成了“天价地”,应让农民受益》。我将当时会议上参加的当事人的故事作为引子。将当事人的经历穿插在会议讨论中,果然有了事例之后,会议不再枯燥,文章灵活多了。

学新闻和做新闻确实有很大差距,上学的时候,学习的大多都是新闻理论,连新闻采访也只是去改写一篇新闻稿,很少有真的去采访后写新闻。而实习却是“真刀实枪、上阵打仗”。

这就要求着,每一次新闻线索选好后,就要思考着采访提纲,有那些人需要采访、该问什么问题、问题如何循序渐进……而每一次写稿的时候,都要想如何写得有事实也有感情,如何做到追求真相、力争平衡又有所落脚点。

在之前写高考查卷的稿子时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家长为孩子上访两年,对制度的不满已经让她失去了理智,只剩下抱怨和愤怒。而我们的稿子虽然以他们的遭遇为主,但也对高考查卷这一制度报以理解。采访的几个专家也一致认为,虽然考生应该拥有考后查卷的权利,然而一旦开放高考查卷,其操作性不强,问题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反而有很多有钱有权之人会钻空子。

但报道之后家长并不理解,指责我们是偏袒教务部,是逻辑混乱,为什么开始还在说她的可怜遭遇,后来又为制度说话。忙活一场却得不到理解,心里总是有些不太舒服。

渐渐的,我也明白了,记者总是站在事实那一边,报道力争平衡,却不一定会理解。可是,制度的完善不仅仅是否定与批判,我们揭露出问题是一方面,但另一反面,我们又要考虑周全,要想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才更好,而不是一味地打倒或盲目地宣扬。

这就是做新闻的难处,忙碌着、思考着、追求着真相和正义,但同时又要接受质疑和误解。不过这也是做新闻的魅力所在,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扶持正义、追求真相,是在为社会制度的完善,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五,梦想,从未离开

或许是日子充实,也就流逝得不知不觉,四个月很快过去了。

四个月来,我在办公室浑浑噩噩混过日子,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接待上访者、采访、开会、写稿和改稿中度过;

我在电脑前苦闷茫然地不知稿子该如何下手,但因为最后看到报纸上有自己的那篇文字倍感欣慰而忘掉了所有的辛苦;

我佯装已经工作了的记者在大街上、工地上、菜田中、学校里采访和记录,也曾在身负采访重任的时候却在偌大的奥林匹克公园中像小孩子一样迷了路;

我耐心地接待每一上访者,认真地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后来却发现,我能给予的安慰和鼓励远远多于我能给予的帮助;

我带着新闻理想想去曝光真相,却同时因为各种阻力被堵在了路上……

在中青实习的四个月,一个曾经只是空有新闻理想的学子成功变身为一个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寻求新闻真相的准记者。这是作为新闻系学生,在求学阶段最珍贵和难忘的经历。

实习在中国青年报,充实和茫然并存,激情和失落同在。

充实,因为每天都有各种新鲜事可挖掘其中价值;

茫然,因为很可能帮助不了弱者而茫然失措;

激情,因为当向往的职业开始融入生活,没理由不拼一拼;

失落,是当真正触碰到新闻行业,体会到作为记者的一份无奈,面对真相的一分心痛……

如此百味交加,才越发又爱又恨。不改的,就一句话:尽己之力,求实而已。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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